本篇推送编辑节选自美国空军国家安全研究学会2005年9月发布的一份题为《生物战教训、生物安全问题以及未来监控军民两用生物技术扩散的手段》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直接来源于作者海伦·普凯特（Helen
E.Purkitt）教授于2004年为美国国防威胁减除局（DTRA）完成的一项研究课题——“生物技术研发会带来什么？南非民用生物技术发展趋势及其对未来发展中国家军民两用生物技术监控的启示”
报告从对伊拉克秘密生物武器研发项目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归纳了秘密生物武器研发的几种模式及其演化过程。调查分析的目的是获得“从伊拉克秘密生物武器研发中得到的教训”；其次，该研究报告指出美国面临的三个重要的生物安全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民用生物技术发展（有可能造成生物武器扩散）的趋势。再次，该报告指出未来秘密生物武器研发中可能出现的几类角色，并对不同国家中这几类角色在民用生物技术研发中的角色进行了对比。最后，报告总结了军民两用生物技术的几个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并建议美国政府未来要更加关注军民两用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的威胁。以前，人们很少将民用生物技术全球化与国家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然而，自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及其后几个月内发生的一系列炭疽病毒信件袭击事件以来，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民用生物技术扩散有可能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潜在的安全隐患。这里将着重讨论当今世界在生物技术威胁扩散方面面临的三大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曾花费很大精力，致力于防止前苏联军工企业的生物技术与专家扩散到其它国家或地区。然而，长久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生物技术扩散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太大关注。直到近些年来，美国国家安全分析人士才注意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具备生产先进军民两用化生技术产品的能力，如巴西、古巴、印度、马来西亚、台湾、南非等国家或地区。到目前为止，2003年伊拉克依托民用设施秘密研发生物武器尚缺乏证据。由此可以推断，未来识别隐藏在民用设施中的生物技术扩散风险，将更加困难。最近几年内，几个中等发达国家很可能已经在发展秘密生物武器。除此之外，一些非政府组织（如具有不同信仰的恐怖组织等）也完全有可能创建现代生物技术实验室，并研发生物病原体作为武器。其实，长久以来，西方科学界便对医学实验、生化实验与基因研究的滥用心存疑虑与戒心。毫无疑问，这种滥用必然会导致严重后果。几年前，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在实验中用生物工程学中的一种剧毒毒株毒杀死一只地鼠。这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在后来的实验中，60%地鼠被这种基因变异的剧毒毒株杀死。更令人惊怵的是，那些已经接种疫苗的地鼠也未能幸免于难。澳大利亚研究人员清楚地知道，这种相对简单的基因变异技术其实非常危险，一旦被恐怖份子利用，后果不堪设想。在与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家大学有害动物控制协作研究中心的同行切磋之后，这些研究人员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病毒学》杂志上。尽管该杂志主编担心这份研究成果会给国家安全带来潜在隐患，但在广泛征求其它人的意见后还是整篇出版了，没有经过任何改动。可以说，如果美国《病毒学》杂志拒绝发表这篇研究文章的话，这篇文章也完全有可能在欧洲或澳大利亚的专业期刊上刊发1。上面这个案例仅仅是近年来利用军民两用生物技术进行的几个实验性研发项目的其中一个2。其实，在地鼠实验之前，专业人士已经在担心生物技术研究的滥用问题。于2003年秋天完成的国家科学学院报告（也称Fink报告）指出，军民两用生物技术的研究有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潜在威胁。与此同时，该报告鼓励相关政府部门与社会机构对“如何更好地管控军民两用科学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进行研究3。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应该由谁来决定哪些研究报告可以发表，而哪些研究报告不能发表？国家安全审查程序应该还自愿的，还是强迫的？这种审查活动应该由科学家主导，还是由政府官员主导？这些争议表明，距离各方意见达成一致还需要为时尚早。毕竟，控制学术研究发表与鼓励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的传统思维有很大冲突。2004年3月4日，布什政府宣布成立美国生物安全联邦咨询委员会，用以保证联邦政府资助的生物研究项目不被恐怖份子利用。该委员会共25人，对所有与生物技术研发有关的政府部门都具有建议权，告诉他们如何做才能更好地避免研究成果被生物恐怖主义者获得。对此，卫生部部长汤米·汤普森（Tommy
Thompson）认为，“很不幸，那些用于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生物技术，往往也可以用于摧毁人类，……因此，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人民健康，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生物安全防范”4。同年10月，美国生物安全联邦咨询委员会采纳了美国科学院提出的一系列合理建议，展开对研究成果可能用于生物恐怖主义的有效防范。然而，目前看来，这些防范措施仅局限于美国政府和国立生物技术研究机构。无论是美国私营生物技术研发机构，还是其它国家的公立或私营的生物技术研发机构，都未采取任何有效的防范措施。在美国或其它发达国家，如何限制生物技术出版物及其分发，仍然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在本报告研究的过程中，受访的大部分生物学家和生命科学家都在警告，“如果处理失当，或者说美国政府对国立生物技术研发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管控过严，那么美国将可能失去在世界生物经济中的领军地位”5。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为了防范与减少恐怖主义威胁，美国政府加紧了对特殊病原体与外国留学生的控制6。然而，有迹象表明，这些新的控制措施带来一些事先未预料到的结果。事实上，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美国政府已经对动物病原体有一系列限制措施。一些动物病原体被美国法律明确限定禁止带入美国本土；另有一些动物病原体则被列入美国农业部规章的限制范围之内。这些受限制的病原体包括口蹄疫病毒、非洲猪瘟病毒、牛海绵状脑炎（BSE）、骆驼痘病毒和新城疫病毒等。2001年以来，美国政府又增加了一些限制措施。“爱国者法案（2001）”规定，联邦政府在管控微生物与毒素方面，拥有比以前更大的权力。“生物恐怖主义防范法案（2002）”也针对微生物（如病毒、细菌、真菌、发疹伤寒等的病原体）与毒素处理，制定了新的限制措施。根据这些新法令以及以前的公共卫生规章，生物技术研发人员必须向有关部门登记注册所涉及的病原体。那些储存有致命性病原体或毒素的个人，必须主动向有关部门汇报。从事生物技术研发的个体研究人员也必须通过严格的审查程序，才能展开工作。如果违反公共卫生安全规章或联邦法律，将会受到法律制裁或最高可达50万美元的民事处罚。与以前相比，新法规的一个重要特点还在于，严格限制外国团体（如伊拉克秘密生物武器研发组织）和美国持不同政见者购买危险的病原体7。在完成该研究报告的过程中，作者采访了多位病原体研究方面的生物科学家。我这样做的初始目的是，听取专家们关于如何更好地监控来自国外的潜在生物技术威胁的意见。然而，几乎所有的生物科学家谈的最多的都是新法律与新规章给他们及其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带来的沉重负担。许多专业研究人员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测量实验室中的生物与化学试剂，以确保能够符合新联邦法规的标准，而不会因为违反法规而承受巨额罚款。作者曾听说有些微生物科学家或其它研究人员由于忍受不了频繁而繁重的检查，而决定放弃既定的科研任务。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多年的专研将毁之一旦。此外，另有一些研究人员则没有那么激进，他们只是将研究项目进行了转型，以保证实验室内不再有联邦法规所禁止的病原体。除新法规带来的困扰外，许多生物科学家还发现，他们来自海外的研究生的签证无法获得美国联邦政府的复批。即使有一些外国研究生成功进入美国攻读生物学专业，他们获得美国政府签证的历程也都非常艰难。这些生物学家还担心，他们的海外研究生如果回到自己的祖国度假，是不是也很难返回美国继续学业？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表明以上说法代表了美国的一种大趋势，但由于外国学生在美国众多学科领域中占有很大比例，所以此类情况值得美国政府高度关注。可以说，限制外国留学生到美国进修，将影响美国历界政府辛辛苦苦塑造起来“最吸引外国留学生的国度”的声誉，影响美国长期以来在生物科学技术上保持的龙头老大地位，进而有损美国的总体经济竞争力。另外，在美外国留学生的减少，本身就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近期相关资料显示，外国留学生共向美国政府缴纳了130亿美元8。初步调查表明，2004年选择赴美国从事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工作的外国研究生大幅减少。例如，最近研究所委员会对122个科研院所调查发现，与2003年同期相比，2004年秋季报考美国各大学的外国研究生总人数下降了6%。更可怕的是，2004年春季报考美国大学的外国研究生的人数比上一年下降了32%9。由于外国学生在各大学中辅助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所以他们的减少会带来严重后果，特别是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更是如此。2004年秋季，申请到威斯康星州大学医学院生物科学研究所进修的研究生，仅占上一年的一半。可以说，在许多学科领域，外国留学生减少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减少最多的还在科学与技术领域。究其原因，根本上还在于，美国政府由于种种担心而加强对外国学生签证的限制。威斯康星州大学技术委员会的一位委员曾说，“外国学生在办理美国签证问题上，工程、计算机或数学专业的研究生明显要比历史学专业研究生困难，最难的是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这源于美国政府对未来潜在的生物恐怖主义和生物灾害的深深忧虑”10。许多专家认为，赴美留学研究人员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移民政策收紧导致外国学生办理美国签证非常困难。另外，也有其它原因，包括海外反美浪潮的影响，以及来自印度、中国与欧洲的大学的竞争11。为了弥补或避免未来招生人数持续下降，美国许多高校已经开始采取各种措施，以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无论如何，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赴美国学习的海外留学生正在流失。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世界上其它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也与美国政府一样，正在努力招聘全球范围内的研究生。例如，2003年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由于费用及反恐政策方面的影响，许多外国研究生选择到南非求学。与美国或欧洲国家相比，他们宁肯选择在南非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2。该研究报告还表明，在南非一些研究性大学或学院的大多数科学与工程研究项目中，外国研究生所占比例甚至比西方国家都高。这些外国研究生中，许多人来自非洲和中东地区的邻近国家。可以预见，如果美国和欧盟国家坚持对相关专业研究生进入本国学习进行限制，再加上对中东国家学生的敌视，那么未来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国家（特别是穆斯林国家）的研究生很可能越来越多地选择西方国家之外的科研院所。民用生物技术发展和信息革命是任何一个具有一定科学技术能力的国家所努力追求的两大方向。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在学习美国的发展模式，鼓励政府部门与民营公司、大学之间结成合作伙伴关系。这就意味着，为了理解未来生物武器的发展趋势，首先必须理解民用生物技术蕴含的复杂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是，面对当前主要由少数发达国家的生物技术大公司所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在努力发展生物技术，以求在全球市场中分得一杯羹。当前生物技术领域的全球市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为了扩大自身在世界生物技术市场上的份额，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生物技术企业大都试图广泛寻求合作，或将自己的专利出售给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更进一步说，在利益的驱使下，主权国家、跨国公司、半官方或非官方组织、私营生物科技公司甚至一些个人都在广泛寻求市场合作与定位，从而形成一张庞大而复杂的网络。事实上，当人们对生物恐怖主义的研究重点更多地集中于“基地”组织或其分支机构的关系网络时，一张张基于经济利益共享的民用生物技术网络已经形成。图1所示的是2001年以研发基因疫苗为目标，而形成的由多个国家众多不同类型单位参与的经济网络。该网络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生产可以与当时疫苗供应商相竞争的更低价的疫苗；二是生产那些大型跨国公司已经停产的普通疫苗。该网络有多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该网络包括不同类型的研究实体，如官方、半官方、非官方或私营研究机构。也就是说，这个研究项目的资金支持渠道很宽泛。第二，表中所列的几个研究机构在过去曾被怀疑研发过生物技术武器13。第三，2001年以来，网络内的多家研究机构一直在广泛寻求其它合作伙伴，因而该研发网络呈不断扩大的态势。例如，作为古巴CIGB研究所的发起者与赞助者，“哈勃”（Haber）公司最近与欧洲一家跨国药企达成合作协议，以推动疫苗的研发工作。此外，在2003年，为了生产其它大型药企已经停产的六、七种疫苗，“哈勃”公司还与南非一家私营疫苗公司BioVac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14。这些近期的国家合作表明，未来发展中国家将有越来越多的实验室和生物技术企业加入到这种国际网络中来。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些拒绝寻求国际合作的国家，或者说不能主动适应当代“科研模式”的国家，将在激烈的生物技术国际竞争中出局15。为了对潜在的民用生物技术研发活动可能用于军事目的进行跟踪与管控，我们对可能涉及生物技术研发的国家进行了简单分类（见表1）。该分类的首要标准是国家的生物经济发展态势，包括政府对发展生物技术的态度以及民用生物技术研发方面的人才储备与设备设施等。这些指标与相关统计数据相结合，可用于判断某个国家在全球生物技术经济中所占的位势。第二个分类标准在于国家对防止生物技术扩散标准、条约与法律的承诺与遵守程度。一个高度遵守生物武器非扩散原则的国家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签署1972年《生物与有毒武器条约》（BWC）；出席《生物与有毒武器条约》例行性会议；成为“澳大利亚组织”成员国；积极执行规定生物材料（也包括核化材料）的出口限制16。注：表中并没有列举出属于各分类层级的所有国家，仅列举了其中一部分，作为典型案例说明
如表1所示，总体而言，将参与民用生物技术研发活动的国家分为四个层次。第1级国家主要指那些在生物技术领域居于国际领先地位的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和澳大利亚。仔细分析会发现，还有少数国家已经接近这些国家保持的世界领先水平。如图所示，目前第1A级国家仅包括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均在生物技术研发设施、生物产品储存基地以及相关大学专业建设方面，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与物力。在某些方面，这两个国家已经达到甚至超过西方国家的水平。可以预期，如果这两个国家继续保持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同时避免国内发生政治冲突或不稳定事件，那么它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有望尽快缩小。那么，为什么没有将印度、中国也一同列入第1级呢？究其原因，是由于美国对这两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遵守生物武器非扩散原则（主要体现在《生物与有毒武器条约》和“澳大利亚组织”协定）与国际经济贸易原则（主要体现为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表示怀疑。前些年，世贸组织接纳中国成为其中一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国际社会希望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后能够更负责任地履行国际义务。努力发展民用生物技术的背后，很难保证不会有秘密生物武器项目的影子。然而，通常而言，当一个国家更富足而且更好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那么其发展秘密武器项目的政治代价就会随之增加。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有助于减少发展中国家秘密生物武器的发展。其实，更大的隐患在于第2级国家。如表1所示，这些国家在民用生物技术能力发展的背后，均有可能潜藏着秘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发活动。然而，在外界看来，这些国家只发展民用生物技术，而且政府通过国家生物技术计划与相关政策调控，支持民用生物技术研发活动。以一系列指标看，这些国家在发展先进生物技术的程度上又各有不同。这些指标包括：• 用于培育生物科技领域未来科学家、工程师与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项目的规模与质量；此外，这些国家在承诺防止生化武器扩散与遵守现存条约、法律与标准方面，也有所区别。当将这些国家按照遵守防止生物武器扩散标准的程度从左到右依次排列时，可以发现，一个国家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与其融入世界政治经济的程度有很大关系。毫无疑问，朝鲜应该是遵守以上非扩散原则最差的国家。这个封闭的政权最有可能支持秘密生物武器研发项目。第3级国家是指那些主要作为大型跨国公司低价劳动力储备基地或海外低税生产基地的国家，它们在与西方国家合作的过程中处于明显劣势。这些国家中，尽管有些国家对发展生物技术有浓厚兴趣，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起码的人力、财力与硬件基础设施，以支撑本国生物技术研发工作。尽管有些国家成功地吸引了外国投资者进驻，然而这些合作基本上不需要这些国家的人才与智力资源，同时这对提高这些国家的生物技术水平也没有多大帮助。第4级国家是指那些处于无政府状态或政府不能有效行使管理职能的国家（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在这些国家的大片领土上，恐怖份子、毒贩等横行其上，其中也极有可能成为生化武器研发与生产的温床17。【1】This
account is taken from Gerald Fink, Ronald Atlas, W. Emmett Barkley, et
al,Biotechnology Research in an age of Terrorism: Confronting the Dual
Use Dilemm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Press,
(pre-publicationcopy) 2003.【2】Although
the Fink report has received extensive press coverage, there were
several earlier studies commissioned by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and other public bodies since the early 1990s that have warned of the
potential for biowarfare misuse in emerging biotechnology and chemical
research.See Mark Wheelis, Malcolm Dando, and Catherine Auer, “Back to
bioweapons,”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Jan/Feb, 2003: 40-46 for
a summary of some of the new techniques that are of concern.【3】See
for example Elise Harris’s unpublished report on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response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20 February 2004; a
forthcoming report bythe Center for Biosecur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and another forthcoming report by the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Arms Control Institute of Washington DC. Announcement of
later tworeports made at the “Pandemics & Bioterrrorism: Industry
& Government Responses,”WIIS Science, Technology & Security
Policy Forum, 20 February 2004.【4】“Board Set up to Keep Research out ob Bioterrorists’ hands,” Washington Post, 5 March2004, A6.【5】While
this point was made by several of the life scientists interviewed for
this study, none of these scientists wanted to go on the record with
such a direprediction.【6】Special
pathogens are a designated group of viruses, bacteria, and toxins that
arehighly contagious, or for which there is no known cure, and that
therefore require special handling and equipment in Bio-Science Labs at
the highestlevels, i.e. BSL-3 or BSL-4. While the terms biological
pathogens and agentsare used interchangeably in this paper to designat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organism there are important distinctions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viruses,bacteria, and toxins. Biological agents are
found in nature; are usually capable of self-replication, and have the
capacity to produce deleterious effects on other organism, particular
humans.In contrast, biological materialsare not capable of
self-replication and are the components of biological agentsthat present
a real or potential risk of causing illness or injury to humans,plants,
and animals. Examples of bioharardous material are ethiologic agents
and toxins.Biological Toxins (Biotoxins) are non-living biohazardous
proteinsthat are naturally produced in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living
organisms and arethousands of times more toxic per weight than chemical
agents.Toxins thatproduce natural microorganism are considered to be in
the same risk category as those organisms by themselves.These
definitions were provided by Alfred Jin ina presentation entitled
“Comprehensive IH Review: Fundamentals of Biohazard Control,”
presentation prepared for the Hazards Control Department,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ies, July 2004.【7】In
1989, Dr. Muzhir (Mudher Moder) Al Falluji, one of the leading
biologists working on the Iraqi secret biowarfare program, tried to get
the Ames strain of B. Anthracis which he considered “very virulent”
while attending a scientific workshop abroad.He was unsuccessful in that
endeavor. According to Thamir'Abd-al-Rahgman, a key figure in Iraq's
anthrax program, the Iraqis had to settle for the American Type Culture
Collection (ATCC) strain 14578 as thesole strain of anthrax that was
developed by the Iraqis as a BW weapons. Duelfer,Vol. 3.【8】“Foreign
students raking it in for the US,” Times News Network, 19 November
2004.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it is also too soon to determine the exact
nature of what appears to be a complex trend in terms of the numbers of
types of foreign students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US public funding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in recent years.
The US government funded 10,111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2003-04 as
opposed to just 3,085 in 2002-03. This wasa 228% increase.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funded by private US sponsorshipsfell from 14,366 to a
modest 2,921 in 2003-04, a decline of close to 80%.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supplied by the Dept of Commerce, 81.8%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rely on personal funds; only 10.8%
are funded by their university. The figures are from the Open Doors
survey for 2003-04 conducted by the U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9】Associated
Press, “Drop in foreign grad students raises alarm,” 5 November
2004.See also Julie Sneider, “International brain drain: Post-9/11
restrictions discourage foreign students in tech, science fields,” The
Business Journal of Milwaukee Online,
http://milwaukee.bizjournals.com/milwaukee/stories/2004/05/24/story2.html
(Accessed October 2, 2005).【12】Purkittwith Wells, op cit.【13】For
more details about individual countries and sites see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Chemical & Biological Weapons Research Page:Possession and Programs
Past and Present athttp://cns.miis.edu/research/cbw/possess.htm. 【14】Purkitt with Wells, op cit.【15】I
am indebted to Dr. Daan Goosen, a former South African Project Coast
scientist,who proposed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in June 2003
that “open transparency and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re the key way to
control biowarfarethreats” at the scientific level. His recommendation
for monitoring the civilian biotechnology sector is to “get more
countr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on 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standards”
u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 and the OECD. South Africa has a
similar body that regulates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s (GLP) called the
South African 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This accreditation body
certifies GLP based on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ndard. The GLP
systems of accreditation and regulation are based on “good faith”
voluntary compliance so any lab that is not in compliance would beeasier
to spot once more countries adopted existing standards of accreditation
and certification. While the approach does not address the problem of
the “labin the suburbs” or the bush, a focus on accrediting laboratories
may be particularly well suited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here the
number of public projects and private start-up biotechnology companies
are still relatively small and where everyone seems to know what other
biotechnology researchers are doing. Interview with Dr. Daan Goosen,
Pretoria,South Africa, 26 June 2003.【16】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many governments chose not to attend
routine meetings of signatories of the Biological Treaty during key
periods when covert biological weapons research is occurring. While this
is not a reliable indicator in and of itself, when combined with other
indicators it may serve asa useful “red flag.” I am indebted to
Midn.James Saul’s paper, USNA 2004, for a further discussion of useful
indicatorsand signatures of possible covert bi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7】For
example, there have been reports that a Columbian drug lord set up shop
in thesouth-east region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in the late
1990s. Similar rumors have been circulating around Africa for several
years that there are al Qaeda camps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nd in other collapsed African states. However, there was little
interest within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 governments in investigating
these types of reports until after 2001.来源：美国空军国家安全研究学会研究报告2005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