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江宏，男，199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此后先后在天津大学 (1993.7～1996.12)、北京师范大学 (1997.1～1997.8)、法国南锡矿业学院工作 (1997.9～1998.9)。1999年调入清华大学材料系工作，任材料系教学实验室主任。
我国现在的科研管理体制和管理思路是改革开放之后30年左右的时间逐渐建立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国情的限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快速解决了前一阶段改革开放
(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
所面临的科研水平低下、科研力量薄弱等一系列实际问题。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的科研体制和人才队伍已经基本健全，科研水平也已经大踏步地赶上或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因此科研管理体制以及科研管理思路必须相应有所变化。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科研管理领域的改革可以说现在也已经到了一个深水区，需要有一种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改革精神。科研成果不是计划出来的，科研人才也不是计划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提出了几十年，而我国的科研仍然是计划体制的思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一批专家做科研计划，然后组织科学家在这个计划的框架开展内科研活动，而后成果束之高阁，再启动下一轮计划。可以说，正是这样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思路导致了当前我国科研领域的所有窘境，极大地限制了科研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得我国的科研成果表现不出应有的独创性。人才队伍建设也是同样的问题，每隔三五年就出台一个人才计划，从表面上看是“涌现”了一批耀眼的明星学者，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更大的一批有能力有学识的科研人员。因此，中国急需建设的是一个具有“市场”性质的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体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是有觉悟的。这一点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已经做过精辟的阐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需要严格的管理，只要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和足够的条件，他们就能全心全意地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而这里所说的空间和条件就是我们的科研管理体制和思路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在这里我用“管理体制”这个词是以当前的实际情况为基础的，但是这个词改为“服务体制”、相应地管理部门转变为服务部门或许更为恰当。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各个职能部门都已经开始逐渐从“管理”向“服务”过渡，唯有科研领域仍然是把“管理”作为主要职能。中国的科研急需以“服务”为宗旨的管理体制。科研需要资源，具体地说就是经费和设施。当前中国的科研资源已经不是稀缺品，但分配严重不公。这是制约科研发展、误导科研方向、挫伤科研工作者积极性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而导致资源分配不公的根源仍然在于体制的“管理”特性。为了资源，科研工作者不得不向管理者点头哈腰，不得不钻营不得不违心地做一些不符合身份的事情。而管理者为了便于管理，时不时制定出五花八门的规章制度或行为指南，指挥棒胡乱一挥，千军万马就盲目地追随。这是导致我国的科研生态不正常的重要原因。科技部2020年2月17日印发的《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文件中仍然是以“评审、评价、评估”作为导向，这仍然是“管理”的思路而不是“服务”的思路，仍然是一个“指挥棒”而不是一个“加油站”。不客气地说，科技部以及科技部所指定的那些专家们目前还远远不具备对科研进行“评审、评价、评估”的能力！近年来，科研管理部门结合“破四唯”做了很多工作，也发了不少文件，但本质上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行为。“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根源究竟在哪？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一直就没有得到重视。坦率地说，“四唯”实质上就是科研管理部门强加在科研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如果科研管理部门不强调论文、职称、学历和奖项，不用这些花里胡哨的数据来约束科研工作者，科研工作者怎么可能自己为自己加上这些紧箍咒？而所谓的新措施仍然是以“管理”角度出发，最终的结果恐怕就是去除了旧的“四唯”，又树起了新的“四唯”，甚至“五唯”、“十唯”、“百唯”。科研需要的是一个宽松的环境，科研过程应该由科研人员自己掌握。作为管理者，只需做好两点：一是公平合理配置资源，二是执行严格验收制度。所谓“评审、评价、评估”，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应该是科研管理部门对自身的“评审、评价、评估”：立项是不是科学合理？评审是不是公平公正？验收过程是否打了折扣？等等等等。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有可能使中国的科研工作走上健康的轨道。所以，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加快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而不是对科研人员提出“评审、评价、评估”方法。科研管理部门必须改变工作思路，端正工作作风，真正实现为科研工作者服务的宗旨，才有可能彻底改变中国科研目前面临的窘境。任何措施、意见和政策都应该以充分相信中国的科研工作者为基础。任何措施、意见和政策都应该站在服务科学研究的立场上来制定。任何措施、意见和政策都应该是宏观调控，而不是实时监控。任何措施、意见和政策都应该都应该服从科学研究活动的自然规律。
